白善他们留下用了午饭，又陪着先生喝了一盏茶，这才告辞离开。

    今天是年三十，晚食肯定用得早，便是家里没有需要他们忙碌的，他们也不好晚回，所以庄先生没有多留他们，将人送到门口看他们离开后便回身了。

    几天的时间，孙子孙女们又重新和庄先生熟悉起来，年节下也没事可做，于是便一起窝在书房里陪祖父。

    其实就是自己玩儿，庄先生也不扰他们，自己拿了一本书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庄大郎进来，找借口把三个孩子支出去后便从炉子上提起茶壶给父亲泡茶。

    庄先生眯了一会儿被茶香熏醒，他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坐好后问道：“有什么事吗？”

    庄大郎踌躇了一下才开口，“爹，纪安年纪到了，也要说亲了。”

    庄先生点点头，“是不小了，可以准备着了。”

    庄大郎开了口，接下来的话就好说了，他在下首坐下，看向父亲道：“您觉得周满怎么样？”

    庄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道：“满宝自然是极好的，但他们不合适。”

    庄大郎眉头微皱，庄先生道：“她的亲事已经有着落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定下。”

    庄大郎闻言心底有些失落，不过还是笑问：“是谁家有这样的福气？”

    庄先生道：“就是她师弟白善。”

    庄大郎微讶，两家家世差得可有点儿大，白家怎么会愿意？

    他看向他父亲，“是父亲做的媒？”

    庄先生浅笑道：“若是两家有意，我倒是可以做这个媒人，这也成一段佳话。”

    庄大郎就明白了，这是两家有意，自己谈的。

    庄先生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垂眸道：“我看过了，纪安读书虽一般，但多读几年，去考算科也不错。”

    算科出来可以直接进县衙里办差，要是做得好，升为主簿也是可以的，这可比当账房要好得多。

    现在庄大郎在的张家，就是张主簿的本家。

    庄大郎道：“罗江县连着二十年的主簿都是张家人，爹，咱家后头没人，纪安入官场好处落不着他，坏处却有可能全落他身上。”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总要有些野望，怎能因为没发生过的事便踌躇不前？

    可庄先生张了张嘴，这番道理还是没说出来，在庄纪安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接白老爷去七里村开学堂的工时父子俩就因此发生过不少的争吵。

    这番道理在他少年时他也没少提点过，但庄大郎显然有自己的认知。

    就如同庄大郎不能理解他一样，他也一度不能理解他儿子的想法。

    但后来老妻告诉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强逼儿子与他一样，如果不能说服，那就要学着放手让他自己去过。

    日子，都是自己过出来的。

    庄先生知道他从小便经历很多，安稳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庄先生的名额被陈福林占去时，庄大郎年纪还太小，才有三岁多，就算他记事早，也记得不多，只知道每天还是挺开心的，母亲很喜欢牵着他从巷子里往外走，回来的时候碰到巷口卖糖葫芦的还会给他买一串。

    那应该是他记忆深处，最为安稳的一段时间了。

    还是翻过年，庄先生被府学逐出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以前总是在巷子里和他玩的小朋友们不喜欢跟他玩了，还伸手推他打他。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很短，他们很快回乡，只是并没有安稳多久，庄先生对自己很有信心，因此变卖了家里剩下的田产，带着妻儿上京去考学。

    那一次，他们是抱着留在京城的想法去的。

    庄先生当时就和妻子说，就算是真考不上，他也会在京城找一份活儿留下。

    当时一家人都很有信心，包括已经稍稍懂事的庄大郎也很高兴，觉得父亲一定可以。

    结果他们是以更狼狈的姿态离开了京城。

    庄先生没有带他们回乡，陈福林的根基离绵州太近了，他们回去无异于自动入瓮。

    可他们一家的积蓄在京城便花的差不多了，庄先生接连遭受打击，悲愤之下路上就病了。

    那段艰难的日子别说庄大郎，就是庄先生都一生难忘，他一直觉得妻子之所以会早早病逝，和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显然，庄大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庄大郎才五岁多，庄先生病倒，一家三口连屋子都租不起，只能在破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庄母便每天出去接洗衣服的活儿，赚来的钱既要维持一家三口的吃食，还要给庄先生买药。

    一家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庄先生瘦得衣服都快要挂不住了，然后去给人做账房。

    日子渐渐好过起来，安稳了两年，庄先生又想着东山再起，便辞去了账房的工作。

    他当时已那样，想要继续考学或考官都很难，只能给为官的做幕僚，将来或许可由人推荐入仕，便是不入仕，能够洗刷身上的冤屈也行。

    平白受冤，要说庄先生心中不怨是不可能的。

    可他不沾官儿还好，一沾上官的事，他的运气似乎就很差，辗转做了两个官员的幕僚，到最后一个时，他甚至一手将人从县令扶到了司马的位置上，结果半途理念不和，他又被驱逐了。

    庄家的日子又难过起来。

    在庄大郎的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到十四岁那年，他的生活一直不安稳，就算是他父亲给人做幕僚，似乎很受看重的那段时间，私底下他也一直被人排挤。

    尤其是他父亲的过往不知被谁宣扬出来之后。

    学里，父亲效忠的那位童大人的长子一直以睥睨的姿态看着他，根本不背人，直接当着他的面和同窗们说，“他父亲因品行不端被府学逐出，听说在京城时还抄袭了同窗的诗句，若不是有人推举，我父亲是万不会用这样的人的，但也不过是打打杂，给他们一碗饭吃罢了。”

    庄大郎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父母，但没过半个月，庄先生还是知道了。

    他请辞后带着妻儿再次离开，也是那一次之后，庄先生不再想着给人做幕僚，而是带着妻儿回乡，开始接一些做先生的活儿。

    庄大郎回顾自己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觉得除了幼年时期那不太明显的时间外，只有他父亲给人做账房的那两年他过得最安稳，也不失快乐。

    所以回乡以后，他拒绝了父亲考学的建议，坚持去给人做账房。

    他觉得，如果没有根基，那就不要去碰官场。

    小富即安，日子过成这样就很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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